追忆“韩琨事件”

“韩琨事件”的发生至今已经有16个年头了。过去曾经有不少朋友劝我把这段曲折离奇的经历写出来，一是能让大家了解其真正的内幕；二是他们认为这对大家一定有启发和教益。我何尝不想写，但一怕又要惹事生非，更怕犯沽名钓誉之嫌疑。适逢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20周年，上海法制宣传中心要拍摄一部“韩琨事件”追访专题片，我被选定为重点采访对象，面对着记者和镜头，思绪又把我带到了已经流逝却又在眼前的往事。以个人之见，“韩琨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不久，在改革开放之初，有关法律法规尚未建立健全之际，是与非、对与错乃至罪与非罪，人们在认识上的差异必然会产生极大的冲撞。于是引发了“韩琨事件”这样的故事。

我以为“韩琨事件”最后比较圆满地解决，绝不是我与我的同事们有多少能耐，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各级领导的理解、关心和支持，新闻界人士的仗义执言，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怀，使我们坚定了信心。

“韩琨事件”的解决，正如时任国务委员的方毅同志在接见《光明日报》社新闻工作者时讲话中指出的：“你们《光明日报》做了一件大好事，使像韩琨那样的一批知识分子免除了牢狱之苦。”

1978年时我任上海市奉贤县钱桥镇党委书记。不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我组织镇领导班子反复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决心以实际行动，投身到伟大的改革洪流中去。当时我们雄心勃勃，结合本镇实际作出三大举措，其中之一是决定以大力发展乡镇工业为突破口，使全镇经济实现快速腾飞。就当时的钱桥而言，虽然镇村都有一些农机厂、五金厂之类的工业，但其厂房之简陋，设备之陈旧实在是难以想象的。而所谓的工人则都是刚放下铁锹柄，拿起榔头柄的农民。镇班子经过慎重的研究讨论，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通过引进技术，引进人才来缩短加速发展乡镇工业的周期。于是全镇上下掀起了一股引进技术人才之风。据1979年底统计，在三中全会召开后一年时间里，全镇共引进了80多位工程技术人才。其中有退休的，也有在职的。这些技术人才为70年代末、80年代初钱桥乡镇工业的崛起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韩琨就是这80余个受聘的工程技术人员之一。

韩琨的受聘还得从钱桥橡胶厂的建立谈起。这个企业原是钱桥胶木厂和街道橡胶车间合并起来的企业。但由于设备老化，缺技术、少业务，工厂处在濒临倒闭的状态。为了救活工厂，经人介绍，我们认识了韩琨。在初步接触了解之后，我和当时的钱桥工业公司经理云清上门聘请他。由于韩琨是上海橡胶研究所在职职工，又是助理工程师，也曾经历过各种运动的波折，因此顾虑重重。经三次登门，我们的真诚感动了他，这才把钱桥橡胶厂业余工程师的聘书送到了韩琨的手里。应当说的是，在我们做他的思想工作，递交聘书时，没有任何报酬上的许诺。这样，从1979年11月起，韩琨便成了钱桥橡胶厂的一员。正是由于韩琨的受聘，惹出了一场影响波及全国的巨大风波。

韩琨一米六八的身高，其貌不扬，平时话语不多，为人随和厚道，做事特别叫真，有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犟劲。在科研上也颇有成果，在我国自行设计的火箭用橡胶配件以及其他军工领域中，留下了不少韩琨辛勤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因而受到国家有关部门多次嘉奖。自韩琨受聘为钱桥橡胶厂业余工程师后，工作虽是业余的，但他把自己当成工厂的主人。当时的钱桥橡胶厂，厂房简陋，设备破旧不堪，和橡胶研究所先进的仪器设备、优越的工作条件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面对钱桥橡胶厂的窘境，他没有任何怨言。他经常向我们说：“创业是艰苦的，要么不做，要做就一定要做好。”在这之后的日子里，韩琨以实际行动履行了他的诺言。在递交聘书时，我们与他约法三章：所里工作不能影响，单位交给的任务要做好。其实，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韩琨作为一位资深技术人才，完成单位交给他的任务，不过是小菜一碟。一下班，他或是直奔车站，换乘几辆公交车赶到钱桥作技术指导，或赶到厂驻沪办和供销人员一起，找门路拉业务。那时乡镇工业刚刚起步，社会上对乡镇工业产品大多数人在认识上如同现在的“假冒伪劣”产品一样。有了韩琨作坚强的后盾，业务相对要好接一些。星期日他总是匆匆赶到厂里，研制配方，安排生产工艺流程，带学生，指导工人操作。在韩琨受聘至被审查前的两年时间里，不管春夏秋冬，风霜雨雪，他牺牲了8小时以外几乎所有的休息时间，连大年初一也不例外。由于韩琨的到来，钱桥橡胶厂出现了生机，使大家信心倍增。原先厂里没有一位技术人员，由于韩琨的悉心指导，培训出了几个技术骨干。由于韩琨的存在，使企业对外信誉大增，业务量在不断地增加。企业的进步并没有使韩琨陶醉，他要向更高的目标冲刺。

韩琨不分昼夜地干工作，不仅厂里为他担心，我们也觉得于心不忍。我和云清等同志要他注意劳逸结合，厂里有事可以通过电话指导，不要把身体搞垮。听了这番话，韩琨半响说不出话来，一阵沉默，他才深情地对我们说：“自我参加工作以来，从来没有那么多领导关心过我，也没有一位领导到过我家里，更谈不上书记登门了。钱桥橡胶厂工作条件虽不好，但你们对我如此信任、关心、支持，我不把企业搞好，我从良心上对不起上级领导，更对不起全厂职工。”事后我们也了解到韩琨出身于浦南一大户人家，土改时家庭成份划得很高。在那个年代里，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在单位里是什么样的地位，不说也清楚。

一个好消息传来：韩琨承接到了上海微型轴承厂一批微型轴承密封圈的任务。此前这个产品完全依赖从国外进口，外商经常乘机抬高价格。国内曾经有几家技术力量雄厚、设备先进的橡胶厂都试制过该产品，但均未成功。一枚小小的密封圈，难在其直径只有2厘米，厚度仅0．5毫米，而且要承受轴承高速运转时所产生的热量、磨损。同时，以当时国内模具技术，要搞出如此精密的多孔模具也是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人家有那么好条件上不去，凭我们的力量行吗？但韩琨在厂里刚刚建立起来的简陋的实验室里研制配方，作各种化学分析、实验。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硬是把配方搞了出来。为了攻克模具关，他托人找到模具厂，开始被一口谢绝，因为在这之前已经有人委托他们试制过，均未成功。不善交际的他软缠硬磨，终于感动了他们，经过韩琨和该厂工程技术人员无数次试验，一副一模多孔的模具终于搞出来了，并生产出了合格的产品。上海微型轴承厂领导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以致韩琨事隔一年后被检察院收审时，他们还出具了韩琨攻克科研难关，为国家填补科研空白，为企业节约外汇的证明材料。这片叫做“SW微型密封圈”的产品试制成功，不仅使企业取得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企业的声誉。如此高难度产品的试制成功后，企业订单便接踵而来了。

鉴于韩琨对钱桥橡胶厂所作出的特殊贡献，以及在研制SW微型轴承密封圈的科技发明，也考虑到韩琨爱人是一位家庭妇女，两个孩子又在念书，我们参照当时劳动部门对科研人员利用业余时间搞第二职业实施津贴的有关规定，以其家属名义每月发一部分津贴，又参照当时国家科委对科研成果奖励条例，一次性奖给韩琨等一批作出贡献的科研人员3300元奖金。这两项决定均采取企业打报告给镇工业公司，公司讨论后交镇班子集体研究，然后正式作出批复，这样从手续上说经三级集体研究决定，但我们参照的国家有关规定，没有说明乡镇企业也在此之列。为此，作出这两项决定之后，我们心里还是感到有些不踏实，尤其是韩琨担任钱桥橡胶厂业余工程师以其家属名义领取津贴的问题。为了对韩琨负责，经我和云清等几位同志研究，认为应当主动找韩琨所在单位作一个说明。为此，我和云清等同志专程赶到上海橡胶制品研究所，找到了该所主要负责人，把我们的来意以及韩琨受聘于钱桥橡胶厂担任业余工程师之事和盘托出，对之前没有先征求他们的意见表示了歉意，同时也谈了希望钱桥橡胶厂和所里合作的意愿。在去之前我们作了估计，可能会和所领导发生误会争执，但事实恰恰相反，那位所领导非常坦然，说是所里已经了解到韩琨在扶持一家乡镇企业，今天你们来了把事情说一下也好。他还达观地说，今后我们所里也可以考虑和你们搞些合作。这一席话使我感到有点意外，虽然当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在推进，一些有一技之长的工程技术人员为乡镇企业服务已经悄然兴起，但聘请韩琨我们采取的是“先斩后奏”，今天我们在说明情况后所领导没有责怪，当然使我们惊讶了。过了一段时间，所里一位领导来到钱桥橡胶厂，我和云清等同志接待了他。在参观了企业之后，先是由厂里汇报了工厂生产情况，再由云清同志介绍韩琨在厂里的表现、所作贡献，然后谈到了作为对韩琨辛勤劳动的补偿，厂里以韩琨家属名义补助了部分津贴的问题。这位颇有资历的同志听了介绍后，一方面对我们艰苦创业的精神大加赞赏，又动情地对我们说，你们每月给韩琨一部分津贴，为我们所里解决了一个难题。过去韩琨因家庭困难一直向所里打报告申请补助，你们为我们解决了困难，感谢你们。一番话，句句真情，字字达理，一种对长者领导的尊敬在我心中油然而起。我走上前去，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之后，所里不时有人来工厂，相互间关系日趋密切。如果不发生了1981年底的“运动”，我们和研究所的合作也完全有可能。

日月如梭，转眼间到了1981年11月。全国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全面展开。改革开放之初，的确有那么一些人打着改革的旗号，贪污受贿，中饱私囊。在法制和法律尚未健全的情况下，用这种方式来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问题，以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应当说是必要的。打击的重点是当时有些人认为是“产生腐败的根源”的乡镇企业。当时的钱桥领导班子一班人，虽说思想比较解放，但在是与非、公与私等问题上思想教育很严，在对企业财务管理上有一整套比较科学而又比较严密的措施。因此，对这场声势浩大的“活动”我们也并不在意。然而就在这个“运动”发起的某一天，出人意料地听到了一个坏消息：韩琨在受审。这使我们感到吃惊。原来是上海橡胶研究所领导向检察院告发韩琨经济犯罪。呜呼哀哉，曾几何时他们还为我们给韩琨家庭补助津贴而感谢过我们，转眼间，怎么变成告发韩琨犯罪的人了呢？我们全都惊呆了。如果认为韩琨这样做是错的，甚至有罪，当初制止不就完了吗？

韩琨被区检察院立案侦查已经成为事实。镇党政班子就此作了专题讨论，我们实事求是地分析了自己在聘请韩琨以及发挂名工资等做法上有欠妥之处：虽有国家有关政策，但乡镇工业能不能参照没有规定。应当说明的是，那时乡镇工业是毫无地位可言的。按清规戒律，什么事也做不成。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也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况且事后向韩琨所在单位都作了通报，已经得到了认可。同时，我们更觉得，如果大家都因循守旧，按部就班，那算什么改革？如果把在改革中有益于国家、集体、人民的事认为有罪，三中全会召开的意义又何在？最后统一了思想：我们的做法符合改革的潮流，方向对头，方法欠妥。韩琨是我们再三邀请才受聘的，担任钱桥橡胶厂业余工程师之后，呕心沥血为企业作了那么大贡献，工厂救活了，发展了，他却要为我们遭牢狱之灾，我们不管谁管？镇党政班子形成了一致的意见，一定要为韩琨讨个公道。

为了配合检察院的审查，我又和云清等同志商量了几个原则。一是一旦来查帐，两年来韩琨的报酬都分毫不差全在帐上，和盘托出；二是把韩琨两年来牺牲的所有休息时间作一个较为精确的统计，以证实他为企业付出的劳动时间；三是把韩琨对国家、集体、企业的贡献，譬如企业发展扭亏增盈，研制SW微型密封圈，填补国内空白，为国家节约外汇以及科研攻关成果说清楚；四是把我们和韩琨所在单位的关系，以及之前他们对韩琨一事的态度详细整理。在检察院来之前，一份详细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材料摆到了我的桌前。

终于，区检察院的同志来了，由云清等人热情接待，并想按照事前准备好的材料向他们作解释，可他们对此一点兴趣也没有。取证是那样的方便，一切全在帐上。摘录、盖章，仅几小时取证工作便已完成。云清及时把情况向我作了汇报。这时，我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以当时挂名工资和科研发明奖励二项合计金额，韩琨是要坐班房的。实事求是地说，我着急也不仅仅是为韩琨一个人，当时在钱桥，退休的、兼职的工程技术人员有80多位，韩琨如此，其他人又会怎样？再有当时钱桥乡镇工业不仅在县内，在市郊也颇有影响，如果韩琨坐班房，对我们的影响又如何？我抑制住自己紧张的心情，告诉同事，检察院不听，法庭上说，这场官司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一定要坚持到最后。

就在检察院取证之后不久，那天，我在县里参加三级干部大会。下午四时许，云清从镇里打电话给我，电话里传来了我最不愿听到的消息：当天下午韩琨已经被检察院抄家。我的心一阵紧缩，赶紧问“人带走了没有？”“还没有带走，可能马上会进去的。”我当场决定叫云清和家里几个同志马上到我开会的招待所，在我的房间里，和镇其他几位领导，一起开了一个小会。大家神色紧张，室内空气像凝固了一般。还是云清首先打破僵局，说，乘韩琨还没有进去，我们应当去安慰一下。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了起来。有的赞成云清的观点，也有的认为不一定要去，万一惹出麻烦对韩琨更不利。我综合了大家的意见，认为一是要去，二是要去今晚便去。我的观点是，韩琨家属曾经患有较严重的神经官能症，趁他还在去看望，这对他们是最大的安慰。大家都表示了赞同。我点了去看望韩琨人的名单，并说我也一起去。大家几乎是异口同声：“你不能去。”云清严肃地说，“你是书记，万一碰上检察院的人怎么办，我们如何向组织交待？”我不假思索地说“我问心无愧，不谋私利，不徇私枉法，碰上他们又怎么样？”当晚，一辆二吨上海牌货车把我们带到了市区韩琨的居住地。时入冬季，天色阴沉，冷风阵阵，直觉得寒气逼人，弄堂里一片昏暗。此时，有人提醒要不要在弄堂口留一个人，以防不测。此时的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是什么滋味。但我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既不是通风报信，也不是和韩琨串供，不犯什么法，便说：“走！管他们什么事。”七拐八弯找到了韩琨的家，这里我曾经和云清等同志三次上门“求贤”，又多次在韩琨不足16平米的居室里，共商钱桥橡胶厂发展大计。屋子虽小，但这里充满了信任、友谊和寄托。今天我又来到了这里，一切是那样的熟悉，又变得如此陌生。一进门，云清对韩琨说，书记也来了。话音刚落，呜的一声，韩琨突然发出了悲哀的恸哭声。韩琨的爱人在房内一角也跟着一起哭出声来。我走上前去，紧握住韩琨的双手。两年来，是韩琨知难而上，历尽千辛万苦，硬是把一个濒临倒闭的企业撑了起来。韩琨在我的心目中是一条铁铮铮的汉子。这实在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啊。

我环顾四周，依稀看到桌上、凳下、地上散满了杂物，被打开翻乱的柜、箱子还没有来得及收拾。这里几小时前发生了什么一切都明白了。此情此景，我的眼框不觉也有些湿润。过了一段时间，韩琨开始有些冷静了，边哭边说：“书记，感谢你们来看我，这回我肯定要吃官司了，我别无牵挂，工厂刚刚扩大，希望要管好，我爱人有病，希望日后有一个照顾。”我紧握住他的双手，对他说“韩工，你放心地去吧，最多也不过三四年时间，我们向你保证，你的津贴照样每月送来，家里有厂驻沪办的同志照顾，等你出来之后，就到钱桥橡胶厂工作，请不要有什么顾虑，在里面一定要保重好身体。”云清等同志都上前安慰他。待了片刻，我们便匆匆离开了韩琨的家。

韩琨被抄家之后，原以为马上会进班房的，可消息传来，没有进去，而是由所里宣布对他隔离审查。这倒使我们感到奇怪，所谓韩琨“受贿”一切都在帐上。检察院找他第一次审查谈话，他便“竹筒子倒黄豆”说得一清二楚。我和云清等再一次聚集在一起分析，觉得其中一定有什么原因，对各种可能性都作了推测，但我们认为既然韩琨还没有进去，就有活动的余地。新闻界的朋友！在困境中我眼睛突然一亮。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钱桥经济腾飞，成为了新闻的热点。我们在全郊区第一个在副业战线上推行承包责任制，钱桥竹小村一社员承包养鸡场，我们按合同兑现了600元奖金，被指责为“物质刺激”、“走资本主义道路”，新闻界的朋友将这一事情在报上公开披露，《解放日报》为此设专栏，全市展开了600元养鸡奖该不该发的大讨论，为我们撑了腰。还有乡镇工业上我们率先推行了“五定一奖”承包责任制，并且实行了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做法，也招来了非议，又是新闻界朋友在舆论上的支持，使我们的改革得以成功。因此，在韩琨和我们的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又想起了新闻界的朋友。当然，我也想到过，韩琨的事不能与前两件事相提并论，前者是“是与非”的问题，后者却是“罪与非罪”的问题。像这样的有很大风险的事，他们愿意帮助吗？当我们把事情真相告诉了新闻界的朋友之后，除了表示同情，他们都愿意“打抱不平”。但韩琨一事事关大局，事关一个巨大的政策变革，他们也是力不从心。韩琨与我们虽然不是同胞手足，但他的“去”、“留”，关系到韩琨个人前途命运，也关系到钱桥的声誉。那一段时间，我们对新闻界朋友言必韩琨，似乎也已经有点神经质了。此时，《解放日报》一位知己朋友，用另外一种更为聪明的做法，为韩琨，也为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

韩琨仍在隔离审查，那时候，“文革”中一些老办法仍在延续。虽然他没有进班房，但和外界隔绝，失去了自由。本来已经内定韩琨由助工晋升为工程师，被取消了资格，单位又作出了除享受基本工资，其余全部扣发的决定。这对一个爱人有病，没有工作，孩子们又都在念书的家庭来说，是难以维持的。为了维持他的家庭基本生活，我们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这也许是我生平最大的一次冒险。经研究，采取提高另一位受聘的供销员补贴标准的办法，将提高部分由这位同志转交给韩琨家属。韩琨正在受审查，而我们背地里津贴照发，如果当时“东窗事发”，我想象不出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处分。现在想起来仍感到有些后怕。韩琨恢复自由之后无限感慨地说，如果不是你们如此关心，我的家庭必定会破碎了，这辈子我永远忘不了你们。

转眼间到了1982年春节。大年初四是我值班，一到办公室，就听到电话铃响，拿起电话，对方告诉我，今天法院有人来钱桥找镇领导。电话挂断后，我就马上通知云清到我办公室。我们商定，既然他们找上门来，一定要作一个理论。云清拿出了他精心准备，而检察院不屑一顾的材料，再作了仔细的研究，我也理了理自己的思绪。约上午9时，一位年过不惑的同志找上门来。一进门，他爽快地自报家门“法院杜经奉”，并开门见山说要了解韩琨的情况。他中等身材，穿着朴素整洁，已经有些花白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从他不紧不慢的讲话中，我感到这是一位有知识，有修养，有见地的人。云清既会写又会讲，整个上午，老杜十分认真地听取云清的汇报，专心地记笔记，偶而也提出一些问题。他态度随和，完全没有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样子。应当说，云清的汇报是精彩的，很有说服力。该是吃午饭的时候了，我对老杜说，就在食堂用餐吧，老杜没有推辞。大年初四，镇机关还没有上班，寥寥几碟家常菜，我们真有点过意不去。好在炊事员在镇上买了点羊肉，我们便请他尝尝。老杜连声称赞“钱桥的白切羊肉真好”，并说下次再有机会来钱桥，一定再品尝。我觉得他是在讲真话。

下午，该是我发表意见的时候了，老杜仍显得那样的认真、耐心。我的话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既然认为韩琨有罪，其根据是什么。我们认为犯罪应当是对党、对人民、对国家、对集体造成危害和重大损失。而韩琨既没有出卖单位科技情报、科研成果，手中也没有半点权力。他利用8小时之外的业余时间，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乡镇企业服务，其行为结果不仅没有对国家、社会造成任何危害，而且救活了工厂，取得了科研成果，他是功臣而不是罪人。二是韩琨受聘后，牺牲了所有业余时间，我们发给他津贴是对他辛勤劳动的报酬，3300元奖金是对韩琨等一批科研人员科技发明成果的奖励。两项决定都由厂、公司、镇班子集体讨论，而且帐目清楚，手续完备。如果定韩琨受贿，行贿人又是谁？三是说明了韩琨受聘及发放津贴一事，我们向其所在单位都作了说明，并得到了认可。如果他们认为不妥或已经发觉这是犯罪，之前为什么不说，现在翻脸不认人，指控有罪，这和“文革”期间的做法又有何区别？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说话时情绪有点激动，顺便也对检察院的某些做法发表了一些议论。我想这一下也许会惹老杜生气，想不到他依然还是那么平静。之后，我也说了些希望法院要主持公道之类的话。临行前，老杜也没有表什么态，但我觉得临别时握手比上午初见时更紧了些。老杜走后我和云清议论，老杜以那么大的耐心听我们讲韩琨问题事实真相，此行对韩琨的案件一定是有利的。

后来我们才知道，“两院”在对韩琨罪与非罪上意见相悖。正是这位原华东政法学院院长徐盼秋的得意门生杜经奉，坚持实事求是，主持公道，为韩琨问题比较圆满地解决作出了特殊贡献。

前面说《解放日报》一资深记者为韩琨也为我们做了件大好事，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当他了解到韩琨事件真相之后，以极其策略的方法，将这一事件在内参上作了披露。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陈国栋同志看到这一事件真相之后，即作了对韩琨不作定罪的批示意见。同时，使我们欣慰的是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杨士法同志也在报上发表文章，说科研人员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科研活动是有利于四化建设的好事，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热情支持，又指出“要划清政策界限，把科研服务中违反政策制度的问题与经济犯罪严加区别，决不能混为一谈”。得到这些消息，我们都很激动。

由于当时还受极“左”思潮的影响，韩琨后来虽然解除了隔离审查，但单位却安排他到车间和普通工人一样跟班劳动。

1982年12月23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记者谢军“接受报酬无罪，救活工厂有功”的文章。由此，《光明日报》开辟专栏，展开了一场为期四个月的“韩琨事件”全国性的大讨论。当时在社会上，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震动之大，可以说是少见的。当我见到这份报纸之后，许久许久说不出一句话来，我恨不得马上想找到那位记者，去当面向他表示感谢。在当时，《光明日报》敢于在头版头条发表这样的文章，那正是一字千金、石破天惊啊！

《光明日报》开辟的专栏讨论在延续，社会上乃至司法系统内部的争论也正在激烈地进行着。最终此事提交中央书记处讨论，结论一锤定音：韩琨无罪。古人曾有“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他乡遇知己”三大喜事之说，但以我的感觉，这个消息是我懂事以来的最大的喜事。中央向全国发出了两项重要决定：一是像韩琨案件一样的工程技术人员，已经收监的全部无罪释放。二是正在审查的全部停止审查。这使得当时全国一批像韩琨那样的知识分子免受了牢狱之苦，使更多的正在接受审查或被“隔离”的知识分子恢复了自由。一时间，在我的办公台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像雪片一样，不少是像韩琨一样无过受难的知识分子，对我们表示感谢。也有不少有一技之长的工程技术人才要求到钱桥工作。解决韩琨事件，其意义不仅仅局限于此。这表明了中央贯彻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决心，表明了推进改革开放的鲜明立场和态度。在中央对韩琨事件定性之后，时任国家劳动部部长的赵守一同志还对知识分子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第二职业等问题作了答记者问，明确表示可以领取适当报酬。从中央到地方各大报纸都对此事作了报道。从此，“星期日工程师”、知识分子8小时之外从事第二职业成为合法。1983年3月9日，中共上海市委批复同意市化工局党委提出的意见，韩琨一案得以纠正重新处理。韩琨由助理工程师晋升为工程师，退还在审查期间扣发的奖金。韩琨重新获得了工作的权利。

“韩琨事件”比较圆满地解决之后，我因工作需要调到当时全县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经济相对比较落后的平安镇工作。又是得到韩琨的帮助，平安镇白手起家办起了一家橡胶厂，生产阻燃型船用橡胶件。由于技术先进，质量上乘，该产品被列入了上海市星火计划项目，企业迅速发展，不久便成为平安镇的重点骨干企业。钱桥橡胶厂也继续得到了韩琨的支持。更有戏剧性的是，他们和上海橡胶研究所的上级单位上海橡胶制品有限公司“喜结连理”，组建了“万里橡胶集团公司”，成为一个拥有近千名职工，年产值1．6亿元，年利税超千万元的县重点骨干企业。当初我们想搞联营合作的夙愿，由后人得以实现。曾经和我亲密合作、情同手足的云清同志在我离开钱桥后担任了钱桥镇镇长，在他和全镇上下共同努力下再创辉煌，使得钱桥的经济实力跻身上海市郊十强乡镇之中，被当时新闻界的朋友喻为上海东南沿海的“一颗璀灿的明珠”。

韩琨事件已经过去整整16个年头了，往事历历在目。在结束对这一往事的回顾的时候，我首先要感谢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没有他们的支持，一切都无济于事；其次要感谢新闻界的朋友，感谢舆论始终站在促进改革的一边，在关键时刻起到了关键作用；再次要感谢众多的法学界朋友，尤其是时任华东政法学院院长的徐盼秋，他曾专门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从法律上认定韩琨无罪，还有时任法院审判员的杜经奉先生。最后，也是最根本的，我要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我们制定的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使我们勇于改革，大胆实践，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基层干部应当做的事。